作者:田亞雄，來源:中信建投期貨研究發展部

小孩:媽媽，天氣太冷了，為什么不生火?

媽媽:買不起煤?

小孩:為什么買不起煤?

媽媽:你爸爸失業了?

小孩:爸爸為什么失業了?

媽媽:因為煤太多了。

寓言不過是真實世界的變了形式的表達。

例1:2006年10月，烏克蘭開始頒布糧食出口限令，官方的表達是保護國內面粉、等相關行業的加工商免受供應短缺的威脅。而實際上，烏克蘭國內根本消化不了那么多糧食。在出口限令實行5個月后，由于出口配額有限，不少糧食積壓發霉，導致有些糧食交易商不得不把積壓腐爛的糧食倒進黑海。

例2:海地的水稻種植有200多年歷史，持續的處在自給自足的水平，直到90年代初期海地面臨嚴峻的經濟危機，IMF的貸款條件是海地實行自由貿易，將水稻35%的進口稅降至3%，隨后美國將過剩的大米強加給海地，這樣傾銷的后果是海地本國的大米因為價格沒有優勢而賣不出去，最后大量的饑荒和難民出現，但米并不匱乏。

因此我們真實面對的糧食危機不屬于糧食供給不足問題，而是糧食能源化、金融危機對糧食市場損害以及不合理糧食貿易制度等深層次原因長期影響了世界糧食市場的穩定性。

糧食危機的基本面要素:天氣擾動，生物質燃料的發展，貿易保護主義的盛行，熱錢投機和農業發展不均衡。

所有糧食都來源于農作物，主要是農作物的種子或塊根。由于農作物的生長具有季節性和周期性，所以糧食生產是一個經濟再生產和自然再生產相互交織的過程，既面臨市場風險又面臨自然風險，從而具有天然的外部性。

因為人口和耕地資源并不是均衡的分布，糧食的跨地理空間運輸是重要特征，生產集中而消費分散這是糧食供應韌性不足的本質。糧食貿易跟生命相關，那么牽扯的秩序都相對脆弱，其格局與利益分配也必將更為復雜。

在俄烏沖突的問題上，研究直覺可能錯了。認知的第一步不應該局限在從哪里去彌補物流問題遺留的小麥，玉米，葵花籽的缺口，而真正定價的要素是給予給出的供應焦慮，各個國家會出臺怎么樣的政策來穩定農產品供應——比如需求國的提前購買和出口國的糧食貿易保護，這種獎入限出的政策將形成示范效應，裹挾著擔憂情緒把缺口進一步曝露和放大。

在1960年后，全球農業有了化肥的加持，畝產有了長足的增長。十年前，我們已經看到國際糧農組織對人類徹底解決饑餓抱有樂觀態度，甚至做出糧食供應將轉變為全面過剩的判斷。因此很反大眾直覺的是:糧食危機并非是對全球糧食總量意義上的擔憂，而是不均衡分配，或者說國際市場糧食分配話語權不對等造成的事故。此時的語境下，決策者考慮的不是全體人類的消費者剩余的利益，這是資本逐利的杰作。

從最近的歷史歸納上看，2007年全球曾一度出現了對糧食危機的擔憂，從身處去歸因是天氣擾動，生物質燃料的發展，貿易保護主義的盛行，熱錢投機和農業發展不均衡。

A.  天氣擾動

極端氣候影響廣泛而深刻極端天氣體現了全球熱量平衡的改變，進一步引發了全球溫度和降水的異常，其影響廣泛而深刻。有機構提示2020年是全球氣候緊急保衛戰打響的“元年”，最為突出的指標是全球的氣候變暖，數據表明工業革命以來，人為引起的全球氣候變暖已達到0.87℃，如果按當前增暖速率，預估在2030—2052年將達到1.5℃；而且一旦升溫達2℃，將帶來一系列的自然災害。

在2020年和2021年的兩次拉尼娜的洗禮下我們見證著巴西大旱及大豆的減產，見證著太平洋另一側的東南亞暴雨和棕櫚園的泥濘。但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氣候系統的混亂是系統性變化，我們正面臨著不斷消融的兩極冰蓋。細思極恐的是我們并不知悉下一個糟糕的天氣在何處發生。但這也在讓未來農產品供給側有深刻的擔憂。

B.  生物質燃料的發展——FOOD OR FUEL?

在更大一點的宏觀語境下，人類改造自然的肆意擴張遇到了兩個天花板——氣候危機和能源危機。前文有表述人類活動正加劇著氣候變暖，而這正成為文明的威脅，這是多次IPCC會議和巴黎協定的內在動機。而能源危機的潛臺詞是地球積累了數億年的太陽能被消耗殆盡，這個太陽能積累一部分指化石能源，一部分指土壤里面的有機質。

在1960年以來的石油農業，或者說化肥的使用已經讓大量的土壤肥力缺乏，大范圍酸化，使其恢復肥力極可能要求數十年的休耕，這在長期里也讓化肥的用量逼近了天花板。

更值得表述的是一次能源的供應瓶頸已經成為深刻時代命題，在清潔能源的探索上，福島核泄漏是一次重大的挫折，核能這個曾經的重要可選項被淘汰。清潔能源的發展不得不依賴暫時尚有瑕疵的技術。

在長遠的規劃上，生物質能源的發展目標是理想的，未來目標是以纖維素，綠藻等不可食用的生物作為核心投料，但這些技術離成熟的商用推廣還有很長的距離，部分內容甚至還沒有出實驗室。

降低對原油的資源的進口依賴，構建其能源安全的穩定性，是生物質能源的發展的主要理由，但真正讓相關國家矢志不移見頂推行，補貼加碼的動機，我理解還需要進一步的追問。

過去一個月很超預期的是，原本階段性的放寬生物柴油的強制摻混義務，植物油的平衡表就有望即可寬松，價格下行，甚至成為了主流的預期，但現實的翻牌是:

1、3月20日，印尼政府表態并不考慮調整B30政策，甚至繼續研究B40的可能性。(B30是指強制性摻混30%生物柴油的政策)，該政策下每年印尼將有900萬噸左右的棕櫚油用于生柴生產。

數據來源:中信建投期貨研究

2、2022年4月7日，EPA的決議拒絕了這些小型煉油廠的摻混豁免申請。美國生物柴油需求正加速推升著豆油需求。

數據來源:中信建投期貨研究

在上一次糧食危機的討論里，生物質燃料被廣泛提及，Food or Fuel的爭論不絕于耳，其特殊性在于，生物燃料生產帶來的農產品新增需求是突變的，并有一套嚴密經過時間驗證的價格支持機制為生柴產能的擴張保駕護航，這對于農產品需求側的變化，較之于平坦的食用消費曲線，是顛覆性的，同時也讓平衡表更加脆弱。在2007年和2022年都見證著需求的激增和其對價格向上的貢獻。目前美國36%的玉米，巴西55%的甘蔗用于乙醇制造；全球20%、美國41%、巴西51%、阿根廷17%的豆油，東南亞23%的棕櫚油，全球20%、歐盟64%的菜油用于生物柴油制造。

數據來源:中信建投期貨研究

C.全球農業的發展不均

有限的12個生產和出口糧食的國家，生產量和出口量占到世界的70%，構成了壟斷市場。聯合國糧農組織近幾年的統計資料顯示，糧食產量充裕的國家以經濟發達的地區居多，主要有美國、加拿大、歐盟、俄羅斯、澳大利亞、烏克蘭等，其糧食總產量、單產和人均占有量都比較高，其中僅美國的糧食出口曾經一度占了全球的三分之一。近些年來，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憑借本身消費量的糧食，不僅成為儲糧大戶，更控制了世界糧食出口量六成以上。跟共識不同的是，當今世界的農業大國多數是發達國家，這背后的邏輯是糧食就是壟斷一切的東西。全球農業的發展不均，這也是全球糧食分配不平等的起因。

曾有學者指出，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嚴重低估投資農業的必要性”。 發展中國家在進行本國建設的過程中，為了加快建設速度，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往往容易采取片面重視工業、輕視農業，重視出口、輕視自給的做法。

“富國對農業的補貼是(窮國)發展的障礙，它削弱我們的經濟，讓我們的農民變得越來越窮。”

——非洲聯盟委員會主席科納雷

發達國家的高額農業補貼，加劇了國際糧食市場上的不平等競爭，惡化了發展中國家的貿易環境，嚴重沖擊了它們的糧食和農產品生產，使這些國家的農民面臨更為窮困的處境。美國、日本和歐盟等一直堅持高額農業補貼政策。以美國為例，2002--2007年，美國每年對農業的補貼高達數百億美元，歐洲也不例外。

在這樣的分工體系下，糧食危機很可能并不涉及全球糧食的總量缺口，而來自于分配的問題。在當前的語境下，糧食正成為國際政治談判桌上的重要籌碼，在這一點上“倉稟實，天下安”的意識不分國界。

因此，在植物育種跨越式發展的當下，“糧食危機”的現實可能是俄烏沖突下，各國的政策制定者基于謹慎性的考慮，出臺一系列的“限出獎入”的糧食貿易政策，在新一輪的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中，全球糧食的缺口被放大和曝露。

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7月26日，全球共有69個國家(地區)針對197種農產品實施了3485項與疫情相關的農產品貿易措施。出口限制措施1015項，約占29%，涉及品種包含稻米、小麥、玉米、蔬菜、食糖、植物油等。

D.跨國農業巨頭的壟斷

西方農業跨國公司通過世貿組織等機構，限制發展中國家農產品進口稅和貿易管制政策，借以擠垮發展中國家的傳統農業，操控全球農產品貿易、定價、檢測標準，隨后便乘虛而入，游說這些國家農業主管部門放棄傳統的、適應當地自然條件的農產品種子，引進由它們提供的轉基因作物種子以及新的培植技術，建立新的農產品加工銷售網絡，從而控制這些國家的基本農作物從育種到種植再到銷售的全過程，并從中攫取暴利。很多分析人士認為，農產品價格上漲首先是由于農業跨國公司和大型貿易商的壟斷行為，他們控制了從發展中國家的糧食進口、糧食加工和向糧食進口國的供應。

——《失竊的收成——跨國公司的全球農業掠奪》

全世界最重要的十幾家跨國企業同同掌控著全球食物鏈。其中由嘉吉、ADM、路易達孚和邦基等幾個跨國農業公司組成的糧食卡特爾，實際上擁有對幾乎整個世界農產品市場的絕對控制權。

目前跨國農業公司涉及的領域非常廣泛，覆蓋了種子、化肥、農藥、飼料、添加劑等生產資料部門，并在過去的十年間，通過并購和充足滲透到下游的養殖業和畜牧業，以至于相當程度控制了農業產業鏈的核心環節，且這些環節的科技含量高，具有較高的技術門檻，為跨國農業公司帶來壁壘。

在這些激烈的技術競爭中，跨國公司主要通過技術鎖定，加強東道國的技術依賴和減少技術產品效益外溢，維持其在核心技術上的壟斷優勢。但這樣的以利潤追逐，而非平等為導向的商業行為并不會顧忌全體人類的消費利益，在特定的時間里，可能進一步加劇農產品緊缺的風險。

來自國際糧農組織FAO的數據:

在近期FAO國際糧農組織的報告中指出:遠在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疫情發生之前，我們就在多種主要因素的作用下偏離了正確的軌道，難以實現到2030年在全世界消除饑餓和各種形式營養不良的目標。當前，疫情及相關防疫措施進一步提升了實現這一目標的難度。

聯合國糧農組織2014年開始收集糧食不安全經歷分級數據以來，全球層面的中度或重度糧食不安全發生率一直在緩慢上升，從2014年的22.6%升至2019年的26.6%。隨后在COVID-19疫情肆虐全球的2020年，該發生率的升幅幾乎為以往五年的總和，達到30.4%。也就是說，世界上近三分之一的人口2020年無法獲得充足的食物，短短一年里新增3.2億人，從20.5億增至23.7億。

預計2020年全球共有7.2億至8.11億人口面臨饑餓。如取其中間值(7.68億)，那么2020年饑餓人數比2019年增加約1.18億。

非洲21.0%的人口面臨饑餓，相比之下，亞洲為9.0%，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為9.1%。從人數看，世界上食物不足人口半數以上生活在亞洲(4.18億)，三分之一以上生活在非洲(2.82億)。

近三分之一世界人口(23.7億)在2020年無法獲得充足的食物，短短一年內增加了近3.2億人。2020年的預計增幅相當于前五年的總和。

這其中的近40%，也即世界人口的11.9%或近9.28億人面臨重度糧食不安全，說明他們已沒有糧食，甚至一整天吃不上東西。重度糧食不安全發生率在2019年至2020年間的升幅也相當于2014年至2019年的總和，2020年重度糧食不安全人口新增近1.48億人。

2022年糧食危機的憂慮，凝視和展望

在過去，有種流行的說法——誰掌握了黑土地，誰就掌握了財富密碼，烏克蘭擁有全球四分之一的黑土地，東歐大平原廣袤平整，加上溫帶大陸性氣候，這是天然的農業高產地區。

所有糧食都來源于農作物，主要是農作物的種子或塊根。由于農作物的生長具有季節性和周期性，所以糧食生產是一個經濟再生產和自然再生產相互交織的過程，既面臨市場風險又面臨自然風險，從而具有天然的外部性。

本次糧食安全討論的最大背景是受地緣政治牽連的是世界的天下糧倉俄烏二國，2022/23年度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小麥出口量合計調低1700萬噸、玉米調低800萬噸，大麥調低400萬噸。俄烏沖突過后，每月黑海地區120萬噸的植物油貿易將受到影響。

糧食安全的討論有個關鍵的問題——歐美對俄羅斯的制裁是否是長期性的，或者說，歐美對俄羅斯的制裁時間是否并不取決于俄烏和談的最終結果，而是一次關于世界秩序的重構。我對此的看法是長期的，是悲觀的。

在這樣的背景里，耕者有其田，天下大同的烏托邦理想被擊碎，在對抗而非合作的世界關系里，糧食分配的不均，或者對于分配不均的潛在擔憂，將作用于后續的糧食貿易的政策制定，而獎入限出的政策及其示范效應才是當今“糧食安全”的最大威脅，農業發展的不均衡和跨國農業寡頭或加劇這類擔憂。

我們很可能處在歷史即將噴涌而出的時刻，即使我們可能對此毫無準備。最近對于糧食危機的廣泛討論尚未展開，但風險客觀存在。我理解危機的解除極可能并非完全依賴農產品平衡表供應的寬松改善。

我們有趣的觀察到，雖然USDA的農產品的庫存已經邊際改善，但美棉，美豆油等品種仍在刷新高點。人為的政策變動對趨于平衡表有顛覆的能力，而這些政策預期又很難跟蹤和證偽，這是當下農產品多頭氛圍的本質性原因。

糧食安全的擔憂還牽涉到，對于人類文明有關集體福祉的抉擇、有關道德進步的考驗。

“目前正在加劇的全球糧食危機并不是一場自然災害，而是一場人為的災難。”——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金融時報》， 2009年

原文標題:《【深度報告】當前視角下關于全球糧食危機的討論》